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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科院副主席李明泉先生在微信上推介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抗戰(zhàn)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一書時，加了頗為感觸的一段話，他說：由省檔案局丁成明主編的該書分3冊，158萬字，由重慶出版集團出版，系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出版工程項目。在首發(fā)式上翻閱這套書，深感檔案以史料說話的真切性和重要性。
抗戰(zhàn)8年，四川出兵340萬人，征兵占量占全國20%以上；抗日軍隊中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四川人；當時平均每17個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線。8年抗戰(zhàn)，四川為民國政府負擔財政30%以上，達4400億法幣。四川在1941一1945年共征收谷物8404萬石，占全國總量1/3以上。接納遷川工礦企業(yè)700多家、遷川高校48所，還有成千上萬來川的難民。1946年5月7日《新民報》發(fā)《莫忘四川》社論：“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像抗戰(zhàn)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四川成為中國抗戰(zhàn)的輸血管，成為民族復興的根據(jù)地。感謝省檔案局耗時兩年編纂的這部足以警世、留史的巨著。
這組數(shù)據(jù)展示了大后方四川的富足，川人敦厚、純樸、厚道、仗義、樂于奉獻的形象。讀完這組數(shù)據(jù)除了感動就是沉思，這些湮沒在歷史深處的珍貴檔案逐漸逐漸浮出水面，它言說著一個慢慢強大的中國對待歷史的真誠態(tài)度和胸懷。
紀念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77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為“自由獨立勛章”雕塑揭幕，旁邊站著新四軍老戰(zhàn)士焦?jié)櫪?、國民黨老戰(zhàn)士林元上就是最好的例證。
通過追溯，重新梳理川藏茶馬古道上的貢獻，它所呈現(xiàn)出來的那就不僅僅是商業(yè)貿易的貢獻了。藏漢民族團結的重要事件在深度梳理和挖掘中呼之欲出：一是紅軍長征所經歷的，飛奪瀘定橋；一、二、四方面軍會師甘孜并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博巴政府；朱德總司令與格達活佛的深厚友誼；以及紅軍所途經的甘孜州十六個縣的廣大農牧民、社會各界及寺廟僧侶的支持。二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康巴的藏族人參加新都橋作為駝峰航線備降機場的建設，幫助美軍在沙德、塔公等地購買支援滇西抗戰(zhàn)的馱畜，康定各族各界踴躍捐款抗戰(zhàn)，寺廟通過誦經詛咒日本侵略者的法會。
由此可見茶馬古道除了是經濟之路外，更是一條各民族人民的團結之路，由此看到民族不可分割的歷史基礎。為此深信，抗戰(zhàn)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作用絕不僅僅是堅持下來打贏了一場戰(zhàn)爭，它的偉大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新塑造的過程，是我們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信念和觀念深入到全民族、深入到每一個老百姓心中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