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天和
去年，秋未十一月的瀘定，樹葉漸漸地由綠變黃，層林盡染、秋色正濃。六號這天，十點過與戰(zhàn)友肖仁貴帶上行裝離開縣城，途經二次換車到化林坪以是午后兩點過鐘。在古鎮(zhèn)趙家小店住下后，準備次日徒步八十余里沿茶馬古道到漢源宜東，體驗當年背茶包人翻山越嶺的艱辛……
瀘定到化林近百公里的茶馬古道，而今百分之七八十的路段被公路覆蓋，殘存的古道路段雖以荊棘叢生，但我已數次在腳下丈量過了。化林坪，古時因地理位置險要而成為茶馬古道上的“川邊商貿”重地和“軍事”重鎮(zhèn)。是雅州（雅安）至打箭爐（康定）茶馬古道上有名的古鎮(zhèn)驛站。因此，我倆把化林坪作為此次徒步“茶馬古道”的起點。
化林坪，在歷史的歲月里，曾經輝煌、繁榮幾個世紀。隨著歷史歲月的變遷，交通運輸方式的徹底改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十八軍修通二郎山公路后，人背馬馱，將茶包及生活物資運往康定時代的結束，途經化林坪到康定的茶馬古道漸漸地由人來人往，穿流如梭，繁忙的大道而變得冷清、閉塞，失去了昔日的繁華。雖然時過境遷，但茶馬古道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誘人的風光，使不少人對他魂牽夢縈，不畏艱辛，前來探尋歷史、重走有著上千年歷史歲月、藏在崇山峻嶺、深山峽谷，記載著背茶包人的血淚史的茶馬古道。
在趙家小店住下后，趁光線尚好，帶上相機往“觀音閣”方向而去。在“靈關塘”岔路旁看倒多年前埋在地里、我未曾抄寫完、刻于“道光三年”記載重修化林茶馬古道時、各地官府、駐軍、富商、商號捐款的功德碑被村民發(fā)現后重新立在古道旁，供研究古道的人從中獲得有價值的史料。
沿古道行二里許到達尋找古跡處的山溪旁。此處，一大石頭上不知何時、何人，在面向路旁的石頭上刻有“一路福星”四個斗大的字。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劉文輝主政“西康省”時，修筑從滎經經水子地、山王崗至化林這條稱之為“新路”的工程竣工時，在“一路福星”字旁刻有記載施工情況的文字以及佚名氏題寫并刻在此的“觀山賞景在此”的六個大字。因無人問津，石頭上的文字被“石花”蓋得嚴嚴實實，無法拍照，令人掃興而歸。
清末，武進、吳崇光、小瑾進藏時曾撰《川藏哲印水陸記異》一文：“此地歸打箭爐廳轄，欽差住都司衙門，古名化林營，屬建昌鎮(zhèn)，雍正十三年噶達廟達賴喇嘛遷回西藏，仍將泰寧副都千把總兵七百余員歸化林坪，仍改泰寧協。路孔道，轄制五營，游都分防黎雅、峨邊、清溪、阜和，后改歸提都督管轄，今又改為阜和協管轄，并轄制蠻夷及大小土司、百戶土司共二百余處”。清·果親王、允禮，過化林時題詩云：泰寧城到化林營，峻嶺臨江鳥道行，天限華羌開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上В?middot;果親王、允禮題詩的石碑“文革”時被“紅衛(wèi)兵”“破四舊”造反毀壞。改革開放后，化林村民根據董祖信老師提供的拓片，重新刻碑豎起了果親王的詩文碑。現該碑與另一刻于道光三年（1824年）的石碑立于柵子門的古道旁，供游人了解化林及茶馬古道歷史。
天有不測風云，到化林還艷陽高照。傍晚后，山風吹拂，天氣聚變。七日晨，大霧籠罩，山風使人感到了高處不勝寒。近九點，離開趙家時，趙家夫婦囑咐我們“路上慢點、注意安全。”一句關心的話，使人感受到山里人的純樸與真情。
行走在茶馬古道上，眼前仿佛出現了昔日背著沉重茶包，步履艱難，杵著拐子的背夫身影，耳旁響起背夫的喘息聲和拐子與路面石頭碰撞發(fā)出的叮當聲。濃霧籠罩著山野，寒風無情地吹拂著五色的樹葉在寒風中飄蕩。出化林、往飛越嶺行五里至瓦窯坪的山坡間，退耕還林后，村民載種的成片花椒樹散發(fā)出特有的、令人神清氣爽的香氣。
瓦窯坪，昔日的幾家客棧，早以殘垣斷壁，門前供過往行人的歇氣臺，掩埋在雜草、荊棘叢中。瓦窯坪，往日的熱鬧，只能從寬大的殘垣斷壁與老百姓的傳說中去感悟。
過瓦窯坪至飛越嶺的十里路面，幾乎全是紅色花崗石鋪就而成。不少路段至今仍有二三米寬，雖歷經數千年的風霜雨雪侵蝕，路面的花崗石被南來北往的行人、馱重的騾馬行走時磨得光亮如鏡，路面排列的石頭完好如初。崇山峻嶺間的古道，蜿若一條長龍，時而躺在溝谷，時而穿行、纏繞在山梁?；趾?、浩大的古道工程，留給今天人們的不僅是古人的智慧。而是中華民族敢于開拓，百折不撓，勇于戰(zhàn)勝一切困難的精神文化遺產。
這條歷史久遠的茶馬古道，不僅是溝通內地與康巴高原少數民族地區(qū)的重要商貿通道，也是一條鞏固邊疆，加強民族團結和民族間文化交往的通道。明朝初，進入藏區(qū)的茶葉和生活物資由北方轉入后，雅州經滎經越大象嶺、過九襄、上宜東、翻飛越嶺、下化林、過大渡河，翻山越嶺到打箭爐這條茶馬古道成了川藏運輸的大動脈。昔日的這條茶馬古道，所擔負的交通責任，并不亞于今天的“318”國道線。背夫們長年累月地背著沉重的茶包及貨物，壓得彎著腰、低著頭、使出渾身力氣，吃力地、艱難地在山路上日復一日地背著貨物往返行走。
行進在茶馬古道上，堅硬的花崗石路面被背茶包的背夫們用拐頭子杵的石窩吸引了我的眼球，引起我的苦思。茶馬古道的石頭上無數的拐子窩是遠去歷史歲月的見證，是一部恢宏塵封的歷史。每個拐子窩要經歷無數次的拐子頭杵后才能形成。資料顯示：僅“1941年每年從康定運輸到拉薩一帶的茶葉達20萬包”，這未包括康定附近和城內所消費的茶葉。以百分之八十的“茶包”經宜東翻飛越嶺運至康定計算（瀘定境內舊時背茶包的路還有越馬鞍山經五里溝路；越二郎山經煎茶坪到冷磧路）：背夫平均每人背16包茶葉（一包茶葉重16至18斤），20萬包茶葉至少需要十萬人次才能將堆積如山的茶包從宜東背運到康定。一年中平均每天至少有三百多背夫背著沉重的茶包經化林往康定而去；背運糧食和其它生活物資的又有多少，從康定往宜東背運物資的人又有多少？已無從考證。
背著沉重茶包及貨物的背夫，行走在陡立的茶馬古道上，吃力地、艱難地行走著，三步一拐、五步歇地將嵌有鐵砣的拐頭往堅硬的石頭上杵，以助行走的平穩(wěn)。久而久之、拐頭千百次地杵在同一點上便在石頭上留了被后人所稱的“拐子窩”。如今，行走在古道上，“拐子窩”隨處可見。小的似湯圓、大的如包子，有的深達十來公分。“拐子窩”，記載著古道上背夫的心酸血淚史，它是經瀘定進入藏區(qū)茶包的一部無字的“茶馬交易”的貨物運輸見證史。同時，也是一部厚重的歷史人文文化史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杵著棍子、喘著粗氣，踏著抹了油似的、被踩踏了千百年的石塊臺階，一步一步艱難地在大霧中登上了“千峰萬峰盡霏霧，人行霧中不知路”的飛越嶺。飛越嶺，海拔2800余米，是瀘定與漢源的界山山口，是茶馬古道上令背夫不堪回首、難爬的陡險、險關。古人在游記中這樣描述到：“十里上飛越嶺，山勢陡峻，怪石巉巖，逼人面起”；“嶺高插天，半陂陀旋折，蟻穿九曲珠，不足開其迂回。俯視萬峰，盡出其下，人馬如豆，始知置身之高巖，可與閶闔通耳。”由于霧大，能見度不足三十米。原打算在山梁上尋找1935年6月初，中央紅軍長征時在飛越嶺與國民黨守軍激戰(zhàn)的戰(zhàn)場遺址和記憶里的一通石碑，也只好作罷。
下山五里，到伏龍寺時，霧漸漸散開。休息時，在古廟旁見一立于荒草叢里、長滿石花的古石碑上刻有文字。于是，用野草刷去石花，石碑上“清道光十年（1831）”幾字清晰可見，多數文字難以辨認。千年茶馬古道，靜靜地在崇山峻嶺的溝谷里穿來繞去，山溪與之相伴。古道時而穿行在遮天蔽日的林間，有時沿石梯而下，有時平緩而行。溝谷兩岸的山崗，層林盡染、黃的似金、紅的如火，沿途山水風光，別有一番情趣，不失為觀山尋古的好去處。
古道依舊，昔日路旁的小店、客棧，早以荒蕪，房基里長出了大樹，成了別有一番風韻的景點，使人浮想聯翩。行走在茶馬古道上，心胸豁然開朗，忘掉了煩惱與塵事，享受著大自然的無限風光。
一路行走、一路感悟。不知不覺中，走出溝谷到了漢源三交鄉(xiāng)林口（漢恩村）。下山三十余里路，除有幾處泥石流、滑坡地帶稍難行走外，古道幾乎原汁原味地沉睡在深山的溝谷之中。走出溝谷，在林口一陳姓人家門口的竹林下休息，主人家熱情地給我們送來開水，關心地問“路好不好走”。為報答主人家的熱情，為他家照了張全家福，返回瀘定將照片給他家寄去。
林口往宜東的二十余里路，已修通了公路，茶馬古道多被公里覆蓋。路途，見幾通歲月久遠的石碑仍靜靜地豎立在古道旁的荒草叢中，向過往行人昭示著古道的今昔。
飽經滄桑歲月的茶馬古道，是一部厚重的歷史教科書，是交通運輸發(fā)展、變革的見證史。
行走在茶馬古道上，領略的不僅是山水風光、人文歷史，感受的也不僅僅是體驗昔日進出康巴高原的艱辛，更是在閱覽一部無字的歷史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