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9月15日
◎王學海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構的故事，這恰又是一個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相結合后共創(chuàng)的全新文本。尹向東的長篇小說《風馬》通過故事虛構的文本建構，為我們凸顯出了康定這個介于草原與三山合圍之間特色城市的歷史建構。在以文學的語言全方面地敘事這座城市的歷史構建中，在這歷史建構不能違背史實的限制，亦不可以轉換或虛胖的形式去影響與改變虛構敘事文本的同時，卻又讓虛構的敘事，給歷史敘事涂上了幾多變幻的色彩和加深激活了它的歷史內涵。這個帶有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敘事文本，為當代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題材，拓展了空間的邊際和啟迪了創(chuàng)作手法上的關系，也讓文學的想象更有了審美的新趨向。
日月土司的小太太，起先讓憂慮促使土司把大兒子江升移置去了木雅官寨，以后又為土司懷上了兩個兒子。事情的突然變化，使原本只是小心眼的小太太，一下有了土司的眼光和糾正了自我狹隘的心態(tài)。
小太太是個有獨特紋理的人物。我們看到在小太太的言行中，只是發(fā)生了些微的差異。她沒有頤指氣使，也不央求江升，或者趙爾豐劉成勛等其他官屬。她只是在為土司哭泣之后，高興地為兩個兒子讀書送行，之后又為兒子江科的突然去世大哭。大悲之后，小太太只是趕緊為另一個兒子江芳完婚成家。安定，在她心中已成為一個神圣的追求目標。然也就在再次的意外——一顆流彈把小太太的期望再次砸碎打滅之后，小太太便再沒了哭聲，只是在一副異樣慘白的臉相下，在咳嗽咯血之際，去了木雅。這時的小太太才有了自己真正的計劃，這時候日月土司家屬的靈光，才真正在小太太身上暗暗升騰。不管土司的大兒子江升如何垂心向佛，也不管他的雙腳正帶著一顆虔誠的心即將行去拉薩，“日月家族不能沒有延續(xù)”，這句政治大語出自小太太之口，宛若被遮蔽的日月，終于又開始在日月土司大家庭中升起。而敦促江升這個日月土司的大兒子，位歸本位的，恰恰正是小太太本身——因為“作為一個對藏醫(yī)有很深造詣的人來講，他看見小太太的狀況，知道這世上最好的藥都不再對她發(fā)生作用”。而能對小太太真的能發(fā)生作用的神藥，唯有他江升的棄佛從政，承繼日月土司家的政事。這貌似江升的艱難歸位，實質恰是小太太這一形象的獨特作用。這是一個令人可憐又實可敬的形象，是一個在時間的存在與進程中變化了她與這個世界關系的形象。在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處置手法上，作者的敘事讓現(xiàn)實與實際在歷史可能的維度下進行競爭、變化和意外的結局，且在結局的尚未真正閉合處，又重開新機——讓人物在歷史性中走出她不凡的足跡來。這也正如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戰(zhàn)爭與和平》后記中所說的那樣，生活是連續(xù)的，破碎的，處于不斷的更新狀態(tài)之中?！讹L馬》作者對小太太的處理，大悲之后不是最后讓她消極，或者發(fā)瘋，或走失去雪山，而是通過血的咳嗽與懇請的形態(tài)，把不斷更新狀態(tài)的生活，鮮活獨特地呈現(xiàn)在這個人物身上。就小太太所處的歷史時期與衰落家族的地位，她留給讀者的是一種簡潔深義的崇高。雖然在小太太身上刻有因私心而因果輪回的報應，但這種報應與其說是報應，倒不如說是作者刻意的文化謀略，以至小太太把江升召喚到日月土司原辦公的廳堂，當面所作的懺悔，并在江升的一言一行中，又仿佛重見了昔日土司的生活形象與對待自己的眼神，她特別，也只能由她觀察到的他眼神中的去兇存善。在江升拆去了經房的卡墊，小太太最后留給江升的話：“你們一定要生個男孩”，看似媚俗，實質正似納博科夫之于洛麗塔，在韓伯物“欲望孤島”背景下的洛麗塔，反證了韓伯特迷戀而造成對他人的傷害一樣，希望江升與央金要生一個男孩的小太太，此時已從凡塵中跳出，承襲日月土司家族香火的欲望，也不再是土司這一消失的權位，而是只就家族本身的延續(xù)，安定于生活的延續(xù)。它不是過去的，而是未來的，是一種文化。它是真正剔除江升的孤獨，把他與土司家族的未來，建構起了一個更為寬泛、更為深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是的，土司家族也是人，是平民百姓的人。
歷史在敘事中的文學表達
在文學中領會美學現(xiàn)象的趨勢，竊以為重要之旨在于語言。在《風馬》中，作者不惜化費大量的筆墨，以歷史的敘述與自然物景的敘述，壯實著《風馬》的文本。
敘述歷史，特別是康定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所受的影響與變遷，在土地和種族不可剝奪的特性之下，它通過現(xiàn)代化的進程這一形式，去逆襲和轉化歷史悠久，然也已老化了的康定。這在《風馬》文本中，首先躍入讀者眼簾的，是社會結構的重組與科技化曙光的出現(xiàn)。細讀文本，我們看到了日月土司被隆重推出又被囚禁牢獄，最后死于逃亡。我們還更多地看到了趙爾豐、李方九、殷承獻、陳遐齡、劉成勛等等，接管康定的非土司的現(xiàn)代性質的地方官，一茬又一茬，走馬燈似地替換著。這正是中國該時期軍閥混戰(zhàn)，有識之士以衛(wèi)國之忠與近趨民主的一個混沌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本中的文學語言，是以人物的行襯出人物的言與思想的，如趙爾豐的血腥殺戮，并行著收繳土司官印，改土司管轄為流官治理，大辦教育，但他的結局，卻正好與自己的意愿相反——被四川都督尹昌衡捕殺了。文本的語言，以說介和故事（發(fā)銀圓誘捕殺人），描繪出了以趙爾豐為典型的該一時期混政治政的歷史狀貌，說人“受驚時后頸的骨頭松開”，恰是一個寓意和象征，寓意在于前行中的歷史，太多的成份在于前行前的卑下殺戮。象征，即是該時期軍閥混戰(zhàn)的一方丑象，雖說隊伍，雖說政府與治理，但僅是相互殘殺與對一方百姓的鎮(zhèn)壓。對李方九的敘述，以智搞土司之弟為例，讓混濁的殘殺有了一些治理的萌芽。殷承獻的治政，則就更加的戲劇化，他以古老的欲擒故縱的計謀，先抬舉土司并讓他舒服，然后讓這具尚帶幸福余溫的軀體，即刻下到牢獄，并逼使他在逃亡中早早死亡。這是一個政治謀略的初始顯現(xiàn)，鏟除土司的勢力，現(xiàn)代性的治理，必欲以戕害首領性命作為革命性的象征，這亦正如資本來到這世上，它的原始積累，每個毛孔上都沾滿了鮮血是一樣的道理。當然，最后的一步，由陳遐齡替代殷承獻完成，讓土司在“自己建起的監(jiān)獄里”，開始了他的跌倒與堙沒。在土司走離人間這一段描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關鍵詞：巧合。原先土司密謀越獄接應的壯漢，過早來到了小樹林；后來又因緊張導致疲憊而入睡，被槍響驚嚇后，認為土司已經暴露，“翻身上馬，一氣向山巔跑去”，以致土司越獄后，未能遇見接應他的人，而改變了路線，沿河岸逃去。更不巧的，是鉆出洞時，由于沒別好二十響駁殼槍，連槍也丟了。過早，緊張，疲憊，入睡，丟槍，失接，跑錯方向等等，幾多的巧，直接導致了土司越獄后的不利。咋看，以為僅是作者為情節(jié)之驚險而加以描述的，其實，巧合，正在于歷史，在于時勢背景，在于土司：封建農奴制度與鎮(zhèn)守該地的政府與軍閥在現(xiàn)代性場景下的沖突，沖突之勢下行將被歷史淘汰的封建農奴制偶象的土司的處處逢不利的巧合，處處不利的內涵正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所以說，文學的語言正是借助敘述，在給讀者一個真實歷史的重現(xiàn)。而也正是在這語言的文學性里，我們同時也讀出了歷史性，那就是康定這座古城自身的變化。它先是經受了兵變與搶劫的劫難，爾后是在劫難中又暢開襟懷，接納了該一變化時期投奔她的不同種族的人民。在這么一個風云變幻的時期，她的古老的身軀又不時被動著多種手術，如拆吊橋，造石橋，還在她的健碩的手腿伸展處，或肥碩的臀部等蓄力處，移石拓土，造建了從此未曾擁有過飛機的飛機場。這興許是一種作弄，實也是把她拖入現(xiàn)代軌道行進中的必然境遇。自然，當洋人在教會醫(yī)院開始了發(fā)電，也即意味著以電為象征，證明著康定真正步入現(xiàn)代化軌道第一步時，整個康定的現(xiàn)代化肇始，就在作者筆下那些人物的吵鬧、擠推、驚奇與見證下，在電壓時時不穩(wěn)，最后又燈光通明一夜的事實上，鐵板釘釘?shù)蒯斣诹丝刀ǖ姆街旧狭?。這就是一份美學現(xiàn)象的趨勢，它由疑惑、混亂，到光亮、嘆服，讓生活的自然場景與即時生發(fā)的邁向現(xiàn)代性的情景，把康定與小說開頭，“我”夢見了“一只鷹高懸于空中”，但是“也不動彈”銜接起來，呼應起來，從而讓“我”這個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真的飛起來了”，這就是我，也就是康定，準確的說，是康定飛起來了，“我”是這只鷹的一根羽毛?！讹L馬》的文學性，也就在這樣的語言敘述里，有了歷史的長度與厚度。
歷史的敘述，還在仁青嗡呷與吳濤的搶槍與不被殺的歷險，以及康定這個城市一忽兒空，一忽兒又人丁興旺、生意繁忙的不穩(wěn)定性中，也即作者所描述的，“外面的戰(zhàn)爭讓康定熱鬧起來”，但康定自身被戰(zhàn)爭戕害的殘酷與血腥，也層層地埋在了康定人匆匆走過的路下。由此往前，某一日康定城南終于又發(fā)生更大規(guī)模的兵變，還搶劫了銀行。在這場事件的結局，第一個被推出去槍斃的，是軍事教官吳濤，仁青嗡呷的知遇之人?？丝圮婐A，官逼兵反，幾多無辜的士兵又一次被當作了現(xiàn)代進程中的祭祀品，吳濤是一個典型。如此再加上作者借王懷君等之口，每每提及的積累死尸的背茶人的萬人坑，這樣的故事敘述插入，讓康定更有了她的滄桑感。當一個城市以滄桑去丈量它歷史的長度與厚度時，這個城市的獨特價值，也就聳立起來了。這就是作者筆下的康定。
重新思考的光亮
胡繼華先生五年前在《上海文化》上，對游牧民族的解釋是“游牧民族是卓越的飛散者，主動的解域者”，這是胡先生對德勒茲“解域”的進一步闡釋。然在無限的漂移中，他們依然有根。這就得讓我們對《風馬》的閱讀掩卷之后，不得不重新去審視書中主角仁青嗡呷與仁真多吉的根的關注。這對從大火與殺戮而瞬間沒了爹媽和親人們的兄弟，出逃時的人生座佑銘，就是爹爹告訴他們的：“記住郎卡札，記住那里的仇恨”，以及面對被大火和槍聲吞噬的爹媽與親人，“要回到奪翁瑪貢瑪”。草原，是他們的根。然而，我們看到長篇的結尾，是仁真多吉的康定結婚安家的“回不去了”，是仁青嗡呷跟隨江升前往瓦須部落協(xié)調政府的事。這時間段正是草原最好的季節(jié)，他在色達享受了最好招待，但等他隨江升返回康定時，一行人離開金馬草原之時，突然“意識到，在康定生活多年，雖然能無憂無慮安享草原的舒適，卻無法長久居住下去，所以江升讓回康定時，他幾乎沒什么留戀。騎在馬上，他想著這些年來小小的康定改變了他什么，讓他連祖祖輩輩生活過的草原也不再留戀”。是生活的改變還是觀念的改變？這是人生環(huán)境層出不窮的變化之一，也是不可簡單分解與言說的人最深處的不可打通的秘密。我們可以為他找到一個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康定的非草原生活和城市人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但城市給予強悍生命力的召喚，不僅止于此。這也許是作者深蘊于本書的一個思想性的思考。人與現(xiàn)實、人與生活，有時會仰仗靈魂與精神，但更多的，可能是通往現(xiàn)實之路上的那種實質性的影響與感覺上未遇的真實。這就有點像神把光與暗給了人間，而你卻讓生活用你去選擇光和暗。
問題的更深處，還在于結尾處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個場景，在仁真多吉婚禮的那個晚上，來了由三個人組成的一個馱隊。令人意外的是這三個人來自郎卡札，是哥弟倆的殺父仇人！并且，“他們熱情奔放的情歌也將多年前的家鄉(xiāng)瞬間拉近，近到我能看見一頭黑牦牛凝住了般在陽光下吃著青草，而天空中一只鷹高旋著，離太陽越來越近”?！俺鸷迊G掉了”，這是本節(jié)的關鍵詞，也是《風馬》的關鍵詞。這是現(xiàn)代化進程與根的悖論，這是知覺世界與科學文明的對立。它的反常在于論證了生活的合理性，它引導我們對事物本身可進行更深層次的追問，也可以讓我們回到文本，從作者描述出這個事物的本質結構，并將在作者為我們呈現(xiàn)出的事物本質結構中的文學語言，去作對人物內心世界與靈魂追尋的更廣遠的探尋，包括文化對于人的影響及其異化。這便有待于我們通過對小說的閱讀，深入人物原型的知覺世界，去以大文化地拓展我們的視野，并讓我們找到一個民族的文化原發(fā)性與這個世界的文化的推進擴展的社會可能。
由奪嗡瑪貢瑪草原上出逃求生的哥弟倆，《風馬》為我們拋擲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許多書寫草原的篇什，它們使用的語言與人物形象，均被根的固定模式養(yǎng)育成一種機械式的教條，它失去的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真實性與變化性。而《風馬》恰恰以康定為主旨，面對草原以及草原人物，試圖以還現(xiàn)實的真實行影，去批判那種臆想的反抗。也許，這個場景與哥弟倆人物，是不夠完整的，也不能全面反映歷史進程該時期草原兒女的種種，但它至少讓我們知道了即使身負深仇大恨的草原兒女，來到康定之后，他們面對的歷史積怨與絕對悲?。ㄖ覆柯溟g的互相殺戮），是如何被潛移默化地走出去和化解掉的，這是小說創(chuàng)造的真的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戲，也不必我們用是與否去作判斷。于此而言，對康定就格外有了意義。
由此，我們還可回到《風馬》作者的創(chuàng)作心靈，他的那種題材依托，歷史凝思，應該是在一種正視和理解人性情緒下的寫作，掘發(fā)出了人心與歷史更廣闊的場域，包括層累在深處與邊角的那種星星點點的獨特。它讓我們看到，進城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只有當我們看到了生活的真實、復雜和多樣性，進城才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也包括起初的無奈。而進城的人物，也隨之有了傳奇式的氣象。哥弟倆與新日月土司江升家族，也不是一個審美差異性的存在，就日月土司家族兒女，包括小太太與之仁青、仁吉弟兄所混合組成的兩個一體又異質多元的綜合性文學典型事例而言，說其有審美的先導性是在文本中確實存在著的。所以，在這里可令讀者或研究者豁開一個思想的口子，那就是作者創(chuàng)作時試圖以敘事文本努力與內心疑惑的反經驗之感，作趨向一個更為真實的根的嘗試性探究。
可喜的是，掩卷沉思之后，我們還會很順潤地回到作品的語言上，感受它所彌散出的創(chuàng)作情緒。當語言為了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已被文學所魅惑，讓創(chuàng)作的主體心靈，投入在語言的世界時，創(chuàng)造的豐富性就會充盈著文本的結構，從而讓思想的靈魂去與閱讀交往，并在讀者自選的各個出口，找到他們所閱讀的審美快感與重新思考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