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4月09日
■祁發(fā)慧
閱讀嚴英秀的小說，總有一種不自覺的情感共鳴產(chǎn)生，她筆下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總是貼近與我們一并生活著的一切。即使不對號入座也總能從某個細微處找到她或者他的影子，那個因童年創(chuàng)傷記憶而怕貓的朱棉（《可你知道我無法后退》），那個執(zhí)著追尋愛的梅沁（《淪為朋友》），那個多年不回鄉(xiāng)的岳絨（《被風吹過的夏天》）……這些人物都是可辨識的普遍，似乎只是從現(xiàn)實生活走進了文本。可是，唯有那些看上去混沌的細節(jié)出現(xiàn)在閱讀中的時候，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和反思，或許那些并不完美的、并不幸福的細碎的集合才是真實的生活。在我看來，嚴英秀小說寫作的意義恰恰就在于此：復現(xiàn)生活的細碎并反思這些細碎表征的問題所在。
如此，她的小說有一種細節(jié)意義上的啟示，看似簡單平鋪的故事，總有一些深刻的微妙，一些拖長的耐性?！兑恢焙馨察o》中女教師田園十幾年如一日在勤奮和淡泊中堅守著老師對自己的期望，這份堅守的力量來自自己少女時代對愛的幻想，在老師離開學校的多年時間里，她一直在緬懷這個失去的愛的幻想。雖然緬懷不算真正擁有僅僅是嘗過一點幸福的滋味而已，但她在緬懷中牢記老師當年的囑咐：“在校園安靜地成長，做一個教書育人的好老師?！碧飯@的“安靜”是一種不忘初心的耐性，而這份耐性恰恰是對這個時代浮躁與焦慮癥結的反諷。田園最后的選擇是背棄堅守與耐性離開校園，從大學到文聯(lián)的個人職業(yè)轉折折射出個人命運與時代發(fā)展的關聯(lián)性轉變?！耙恢焙馨察o”賦予的那種恒定與唯美也因個人生存的暫時性、塵世性而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比，安靜也僅僅是個人期許對現(xiàn)實問題佯裝的漠不關心。
《雪候鳥》中的岳絨因初戀男友成為閨蜜的第一任丈夫而心結難解，多年執(zhí)意不回故鄉(xiāng)，時過境遷是否意味著個人的親情、友情都不再可能呢？終于在閨蜜二婚的時候了解到物非人非背后所謂的真相，一句“我又回頭去飛，去追，我有過的一切，你給的最美”，道出了心中陳雜多年的愛恨情仇。并非她不解風情不食煙火，而是那些看起來稀松平常的擁有卻是真正美好的地方，自己能做的只有堅守、珍視心中那份已逝的愛。當然，這份愛是復雜的，它不僅有年少時的愛情、友情，更有步入中年時對父母、兒子、親人的愛。而岳絨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只在寒冷和饑餓中掙扎之后才緩緩南飛，固執(zhí)又癡情的雪候鳥呢？如若說田園的耐性是對愛的堅守的話，岳絨的耐性則是對愛的釋懷，她們在愛中保持了生命的警惕，愛最終也指向一種善的可能性。透過小說不難意識到，生活給我們的永遠都比我們所需要的更多：印象、記憶、習慣、言語、幸福、不幸。不管我們接受與否，生活都授權給我們，現(xiàn)實生活本身自帶一種無關性，一些看似無法解釋或者不相干的東西，在有意或無意中成為我們生活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
《玉碎》中鄭潔的命運軌跡似乎總由一只玉鐲牽動。年少時，小姑的愛情和自己的大學夢隨第一只玉鐲一起破碎；人到中年，破碎的玉鐲讓艱辛的生活更加窘迫。故事的重要時刻，除了那只玉鐲本身外，是鄭潔對玉鐲的心結與情愫，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人對“物”的迷戀，而鄭潔對玉鐲的迷戀源自一種本能的妒忌，她只關注自己對玉鐲的渴望，而忽略了妒忌本能蘊藏的災難性。奶奶那只玉鐲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鄭潔的命運，現(xiàn)實的發(fā)生比幻想更有想象力，經(jīng)年之后又一只玉鐲的偶然破碎，在鄭潔這里便是宿命式的呈現(xiàn)?；蛘哒f，由于情結所在，玉鐲恰恰是反玉鐲的，它指向了人對美好事物的向往，最美好的也是最邪惡的，我們無法抵抗美好事物的誘惑亦無法拒絕邪惡事物的降臨，個人命運總是帶有幾分無法言說的神秘，唯有心懷敬畏，破除我執(zhí)。玉鐲是鄭潔對美好事物向往的符號表征，但是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玉碎了，那只玉鐲，它又碎了”，破碎的悲劇性是鄭潔的“我執(zhí)”所賜，一個簡單的道理：個人永遠也無法逃脫自我的行為半徑。當她把個人的信仰聚焦并寄托于對“物”的固定印象時，美好的向往最終卻走向事物的另一面。
與其說《玉碎》一文是愛與美幻滅的精神內涵的表達，毋寧說它是從個體戀物的細節(jié)透視人的內心狀態(tài)，揭示了人物命運與社會大環(huán)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個人對于物的符號性的強調、重視甚至迷戀，似乎是當下世俗文化、大眾文化的一大癥候，同時也引起物與人關系的失衡，而這種失衡的負面效應便是：除“物”以外的講述可能都是無意義的事情。而這篇小說的意義就在于，在普通的現(xiàn)實觀察之后有力的豐富細節(jié)，把對“物（玉鐲）”的抽象的價值化感受具體化為人物的命運軌跡，并用一種觸手可及的感覺消除其抽象，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故事發(fā)展的具體情況中，這也是嚴英秀小說創(chuàng)作的特點所在。誠然，細節(jié)的真實不可能掩飾我們在真實的歷史境遇中的生存，正如鄭潔夫妻雙雙下崗的百姓生活恰是細碎生活賦予的命運外貌一樣。
嚴英秀小說呈現(xiàn)的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碎并非瑣碎的元小說，而是她關于愛的主體性的言說方式，這源于她對愛、對情感的信賴。借用人物形象勾勒出愛的輪廓或影像，使愛成為描寫和敘述的對象抑或寫作的基本動機。正因如此，她的小說中愛是復雜的多元的，它鋪陳于整個小說的話語方式和生存空間中，重演著一些此時或彼時的意義。就像《被風吹過的夏天》中董一蓮和何染不識而遇，不期而遇，邂逅的偶然變成一種等待，等待在延續(xù)中變成結果，而結果又成煎熬和痛苦，兩情相悅雖不是超塵絕俗也非終成眷屬，但生活中這些或好或壞的細碎的愛抵抗著生命與思想的非過程化和虛無化。或許多年之后，很多生活場景已到了我們身后，伴隨我們的，偶存于腦際的只有那些與愛相關的細碎與柔軟。恒常的人生中，我們不妨把這些細碎的愛稱為生命的抱慰，那種生命深處的溫暖。
更重要的是，嚴英秀的小說潛藏著一種清醒的省思，這份省思是關于當代知識女性、都市家庭生活及當代社會的。小說《被風吹過的夏天》中，三位性格迥異的女性在不同的時段遭遇相異的情感危機，雖然她們面對情感危機的態(tài)度和化解情感危機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她們面對這種發(fā)生時痛苦、焦慮的情感反應是相同的，其中折射和反映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真實問題。無意于從道德層面理解夫妻同床異夢、移情別戀甚至出軌中男女雙方孰是孰非，重要的是在當下情感危機的普遍性、趨同性都大于其特殊性，同質化的都市、家庭生活中出現(xiàn)同質化的社會、情感問題，那么女性該如何面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這是嚴英秀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思索，也是她的寫作的立足點之一。故此，她的創(chuàng)作多為以都市生活經(jīng)驗為主的現(xiàn)代女性情感世界的書寫。就此而言，我們不得不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在現(xiàn)實性的生活語境中，較之地域性、族裔性，寫作的真實性該居于何位？
不少讀者和研究者先驗的認為作為少數(shù)民族作家應該寫出具有族群特性的文本，作為西北地區(qū)的作家應該寫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本。想必嚴英秀的小說肯定遭遇過關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質疑和盤問，但是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當下都市生活、甚至鄉(xiāng)村生活中個人經(jīng)驗的同質化現(xiàn)象。蘋果手機出現(xiàn)在上海的同時也出現(xiàn)在草原的黑帳篷中，牦牛肉出現(xiàn)在藏餐吧的同時也出現(xiàn)在西餐廳中，蘭州牛肉拉面更是全國遍地開花……這一個個不爭的事實就是當代生活的真實寫照。那么，當民族、地域特色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不那么明顯、越來越不那么特色的時候，一個少數(shù)民族寫作者該堅守什么、書寫什么呢？在嚴英秀這里，我看到的是一份真與一份誠。她的真表現(xiàn)在筆觸貼近自身經(jīng)驗所及之處，其小說故事場景的發(fā)生離不開校園、家庭，人物也總聯(lián)系著大學教師、知識女性；她的誠立足于經(jīng)由現(xiàn)代女性情感而對當代社會現(xiàn)象、社會問題及人性的反思。當然，貼近都市現(xiàn)實的真與誠也是其小說構成的根本性的形式?；蛟S有人會說，這種類型化的寫作比比皆是，其實是與他們對少數(shù)民族寫作者的閱讀期待和閱讀想象不符。不妨做這樣一種設問：一個成長、工作、生活都在城市的人，是否需要書寫一種理想式的草原或鄉(xiāng)村經(jīng)驗呢？一個自我經(jīng)驗構成不同于族群集體經(jīng)驗的人，是否需要“易裝”書寫一種特殊經(jīng)驗呢？拋開寫作想象和動機不說，這樣的寫作又有幾份真與誠呢？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我看來，寫作中經(jīng)驗的真實性是第一位的，嚴英秀在小說中守住了真，而這份真恰恰是她所在民族的高貴品質之一。至于地域性和民族性那是一種根性的發(fā)生，它從來都是是與不是的回答，而非像與不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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